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
本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關系就已開始建立,其共同的政治基礎是反帝👩🏼🔬、愛國🙅🏿，要求民主。毛澤東曾鄭重宣布，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紛紛通電或發表公告☝🏽，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並接受邀請奔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1949年9月，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分子的代表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選舉產生了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隨著人民政權的建立與鞏固👛🦹🏻♀️，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同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表現出關門主義的不良傾向。鄧小平很敏銳地感覺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指出，“對黨外人士的職位安排上，有些黨內同誌不服氣；在工商業問題上🦟，有擠垮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農村工作中🫱🏿，拒絕與開明士紳、知識分子合作”(《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55頁)🧍🏻♂️🤦🏼♀️。凡此種種，都嚴重妨礙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妨礙黨與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團結合作🍋🟩。鄧小平嚴肅批評了這種現象🫎，他強調說🦹🏻♂️，統一戰線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而黨與非黨幹部的合作問題😋，就是百分之二十與百分之八十的合作問題。他重申了中央的規定，“凡是黨員與非黨員合作不好⛔，首先是黨員負責🥷🏿，不管你有理無理”（同上🎅🏽，第156頁）📇🕵🏿。
1956年，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針對黨內存在的不願意或者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現象，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質上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宗派主義傾向，必須克服這種傾向，才能使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得到貫徹實行”（《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24頁）🧑🏽✈️。鄧小平強調說👨🏻🎓，“我們黨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這一個方針是早已確定了的🙆🏽♂️🔤。從抗日戰爭時期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同各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多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於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無害的🚝。……我們的任務就是繼續擴大同黨外人士的合作🦣，使他們在我們的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和在國家各方面的事務中🌪，發生更大的作用”（同上🤧，第224—225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嚴重破壞的中國共產黨與黨外人士合作的方針政策得到恢復和進一步發展。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明確表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時期同我們黨共同奮鬥，在社會主義時期同我們黨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在今後的建設中，我們黨還要同所有的愛國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長期合作”（《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頁）🧑🏻🦽。這標誌著我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邁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製度
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英明決策🤖。鄧小平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行多黨派的合作🤶，這是我國具體歷史條件和現實條件所決定的，也是我國政治製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5頁）。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階級狀況發生了深刻變化，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方針需要重新明確🎏。這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已經有了長久合作的歷史🦪。各民主黨派不僅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且經受住了各項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實踐的檢驗🚱⏳，在建設社會主義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的一致性大大增強。進一步調動民主黨派成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在國家各方面建設中的作用🧝🏻♂️，是迅速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迫切需要🧟。也恰在這時,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建設中暴露出一些問題。毛澤東以蘇為鑒,在政黨製度問題上批評了蘇聯“把其他黨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產黨”的做法，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733頁)⛽️。這樣就明確了我們黨對民主黨派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進一步確立了我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
我國的多黨合作製度既不同於蘇聯等國的一黨製，又根本區別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製或兩黨製🧘🏼。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相結合的一個創造🙆🏻♂️👩🏻🔧，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政黨製度💷，是我國政治製度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我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他們都享有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早在國民黨一黨專製時期👩🏼⚖️🦙，鄧小平就曾深刻地剖析過“以黨治國”與“一黨專政”惡劣傳統的社會歷史根源🤷🏼♂️⏸，並對其提出尖銳批判。他說，“假如說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則反映到黨內的是：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缺乏民主政治鬥爭的常識與鍛煉🔪。假如說西歐共產黨帶有若幹社會民主黨的不良傳統👨🏻💻，則中國黨或多或少帶有一些國民黨的不良傳統。某些同誌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頁）。他強調指出：“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同上🌕🧏🏽，第12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後，鄧小平深刻闡述其必要性與重要性，指出“黨要受監督，黨員要受監督”。“如果我們不受監督📼，不註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同上，第270頁)。
我國的多黨合作製度是以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前提的。鄧小平多次指出🏧，“從根本上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6頁）。他又說🧑🏽🎤🦍，“我們不能照搬資本主義國家那一套🧑🚀，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比如共產黨的領導，這個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定狀態。一旦不穩定甚至動亂，什麽建設也搞不成”（《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2頁）。“我們是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同上，第285頁）🙎🏽♂️。
在多黨合作中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可以保證多黨合作正確的政治方向，避免西方多黨製所產生的互相傾軋、爾虞我詐等弊端，進而保證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國人民在共同的利益、理想與目標下集中精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鄧小平明確指出，“比如講黨派，我們也有好多個民主黨派🎀，都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製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2頁）☠️。他說🍲，“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黨製有什麽好處？那種多黨製是資產階級互相傾軋的競爭狀態所決定的，它們誰也不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許多人就沒有理想。這種狀況是它們的弱點而不是強點👨🏽🏫，這使它們每個國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來，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牽製和抵消。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他黨，是在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我們全國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並在最後實現共產主義，所以我們能夠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一致。我們黨同其他幾個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要堅持下來🔛🧑💼。但是，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67-268頁）🏝。
民主黨派是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
我國各民主黨派原來的社會基礎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同這些階級相聯系的知識分子🌡，它們從來不是單一階級的政黨，而帶有階級聯盟的性質，其組織成份常常是既有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又包含進步分子。各民主黨派都走過了一條由反帝愛國👄、要求民主，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的歷史道路🧟。
在對民主黨派性質問題的認識上，我黨曾經有過反復。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正確地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成員將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一部分，各民主黨派也將變成這部分勞動者的政黨。1957年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後，黨內占主導地位的意見又把民主黨派當作資產階級政黨📜。在“文化大革命”中，如同共產黨內許多同誌受到不公正對待一樣✍️，民主黨派成員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遭到嚴重破壞☔️。
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新時期的統一戰線與人民政協的任務》的著名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國各民主黨派在民主革命中有過光榮的歷史，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貢獻𓀖。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所不會忘記的。現在它們都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頁）。同年10月19日，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的代表🤞🏻，鄧小平出席並講話。講話全面回顧了民主黨派的主要貢獻，肯定了它們的歷史性進步，表達了對它們的殷切期望。講話指出：“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同我們黨有過長期合作🧚🏼、共同戰鬥的歷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在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鬥爭中🦹♂️，各民主黨派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後，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推動和幫助各自的成員以及所聯系的人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參加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也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在萬惡的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裏🤽🏻♀️👌🏻，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被迫停止活動，很多成員遭到了殘酷迫害😨，絕大多數人經受住了這場嚴峻的政治考驗，仍然堅信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這是難能可貴的。現在，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已經成為各自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和人民團體，成為進一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成為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願望🗡。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視的作用。我們相信🕎，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一定能夠在鞏固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揚民主，加強法製，進行自我教育和促進祖國統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同上，第203—204頁）🍻🚣🏽。
宣布各民主黨派是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這是在民主黨派性質問題上的撥亂反正，是鄧小平實事求是精神的又一次生動體現。鄧小平的重要講話，極大地調動了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使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的工作獲得了新的生機和活力。
認真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這個方針的完整提出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1956年，毛澤東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實際上是擴大民主。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明確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基本方針。十六字方針的提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度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深化和發展，它深刻地體現了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也表明各民主黨派的社會基礎和政治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
長期共存，是指共產黨存在多久，民主黨派就存在多久💃🏼，一直要共存到將來社會的發展不需要政黨的時候為止。互相監督👨🏻，是指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但由於共產黨居於領導地位🧖🏽♂️，首先要請民主黨派來監督自己。肝膽相照是講開誠相見，榮辱與共是講事業相同。
為什麽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早在五十年代💎，鄧小平就從執政黨建設的高度，重點闡明了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他說，“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70頁）🦸🏿♀️。而“黨外的民主人士，能夠對於我們黨提供一種單靠黨員所不容易提供的監督，能夠發現我們工作中的一些我們所沒有發現的錯誤和缺點🦕，能夠對於我們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幫助”（同上👩🏽🎤，第225頁）。鄧小平強調指出，“有監督比沒有監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產黨總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民主黨派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出主意。這樣👽🐹，反映的問題更多，處理問題會更全面👰🏻♀️💂🏽，對下決心會更有利，製定的方針政策會比較恰當，即使發生了問題也比較容易糾正”（同上➿，第273頁）。他說，所謂監督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是黨的監督🤳；第二，是群眾的監督；第三🚣🏼♂️，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有了這幾方面的監督🙍🏼，我們就會謹慎一些，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同上🧖🏼♀️💖，第271頁）🙍🏽♀️🧑🏻🎨。
1979年，鄧小平首先指出,我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是一項長期不變的方針◽️✊，同時進一步強調了關於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思想👖。他說🆑：“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各項事業中🤛🏽👜，由於中國共產黨居於領導的地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與否😋，工作做得好壞，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同時🧑🦽，由於我們黨的執政黨的地位🔍，我們的一些同誌很容易沾染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習氣。因此，對於我們黨來說，更加需要聽取來自各個方面包括各民主黨派的不同意見⇨，需要接受各個方面的批評和監督🔋，以利於集思廣益，取長補短，克服缺點📌，減少錯誤。我們熱誠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都以主人翁的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心社會主義事業，就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05頁）✌🏻。
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進一步規範化、製度化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與民主有著密切的關系，無論在什麽時候，統一戰線都有個發揚民主的問題👱🏽♂️。發揚民主使統一戰線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統一戰線又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得到進一步擴大，兩者互相促進，相得益彰，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一個鮮明特色。
早在1941年，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民主政權》一文中🤷♀️，就提出了“三三製政權的實質是民主問題”的著名論斷🧏🏼♂️。五十年代🚹👨🏫，他又多次把共產黨要接受監督與擴大民主生活放在一起講，並強調製度建設對於發揚民主👌🏻、加強監督的重要性。他說，“我們需要實行黨的內部的監督，也需要來自人民群眾和黨外人士對於我們黨的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無論黨內的監督和黨外的監督，其關鍵都在於發展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發揚我們黨的傳統作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5頁）。他強調指出，“黨除了應該加強對於黨員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從各方面加強黨的領導作用，並且從國家製度和黨的製度上作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同上，第215頁）🦅。這些深刻的論述，是執政黨建設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寶貴思想。
進入新時期，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反復思考中，在對國際國內正反兩方面經驗的深刻總結中😗，鄧小平對民主問題的實質及民主製度化建設的重要性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明確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他在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提出的國內新政策時說，“最重大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鄧小平深刻闡述了製度建設的重要性，他說🙎🏼，“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他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問題。他說🐾🧑🏿🦲，要“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製度，從製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同上，第336頁）。
政治協商是我國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方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的主要方式。鄧小平十分註意發揮統一戰線對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作用，強調使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進一步規範化🟩、製度化。1979年10月，他首次把我國的多黨派合作提升到政治製度的高度認識🧜🏽♂️，指出多黨合作是我國政治製度中的一個特點和優點。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寫入了黨的十三大報告👩👦💁♂️。1989年1月😩，他又在一份民主黨派成員關於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問題的建議上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32頁註90）。根據這個批示，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經與各民主黨派協商➛，製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明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堅持和完善這項製度🖥，是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中國共產黨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親密友黨，是參政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
民主黨派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製定執行🫔。發揮民主黨派監督作用的總原則是，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發揚民主，廣開言路，鼓勵和支持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各項工作提出意見、批評、建議，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且勇於堅持正確的意見。
要加強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合作與協商，協商的形式有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民主黨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協商會💺，高層次小範圍談心活動⏭，由中共召開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等。要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作用🐢🕵️♂️，舉薦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擔任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的領導職務♠️，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在人民政協中的作用，等等。對於多黨合作的具體形式及內容都有比較詳盡的規定。
《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是我國多黨合作的綱領性文件，也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共同行動準則。1993年3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被寫入我國憲法序言，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由黨的方針政策上升為國家意誌，在規範化👩🏽💻、製度化建設方面邁出了更加重要的一步。
尊重民主黨派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我國的多黨合作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合作的政治基礎。在當前和今後的一個長時期內👩🏿🏭，要始終不渝地堅持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對各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實現黨的領導的主要方式是😮：依靠黨的正確路線、政策及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團結各民主黨派為實現共同任務而奮鬥👲🏻；通過民主協商及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民主黨派理解和接受黨的正確主張🌍；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自主，幫助他們解決應該解決的問題。黨組織或黨員個人不能幹涉甚至包辦民主黨派的內部事務👨🏼🦰，不能代替民主黨派決定重大工作問題。要在方針政策和基本方法上給以幫助𓀃，誠懇地提出建議和意見🍣，但不要強加於人。
是否尊重民主黨派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是影響到黨與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能否鞏固與發展的大問題🧙🏽♀️。1956年6月💈，經毛澤東✳️、鄧小平審閱同意，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發言提出🏋🏼♀️，必須嚴格地尊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在憲法賦予的權利義務範圍內的政治自由和組織獨立性。1958年🏄🏻♀️，周恩來又著重強調了這一處理黨和民主黨派關系的重要原則。進入新時期後🙍♂️🔴，中共中央進一步重申👘，民主黨派享有憲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範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地位平等👨🏽。
尊重民主黨派獨立平等地位同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並不矛盾。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一方面要充分尊重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積極🥍、誠懇地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製度，只有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全面提高參政黨的素質🤏🏻，才能使民主黨派與共產黨一道，共同承擔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使多黨合作不斷地完善和發展。
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機關建設，首先是各級領導班子的建設👨🏿🦲。中共各級組織和有關部門💴🍦，一方面要對民主黨派老一輩領導人做出妥善安排🏗🙇🏽♂️，繼續發揮他們的影響和作用，同時要積極協助培養一批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改革開放、有一定群眾基礎和組織領導能力的中青年，逐步充實到民主黨派各級領導班子。
積極培養新一代黨外代表人士隊伍
培養👨🏼、選拔、安排、使用黨外代表人士，是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重要內容👄🧚🏿♀️，也是保證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不斷鞏固和發展的戰略性任務。對黨外人士的培養、選拔、安排、使用👧🏼，是四個緊密相連的環節，貫穿於統戰工作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要逐步建立一套比較完善的製度🧝🏽♀️🤵🏽♀️，使這項工作規範化、科學化🍓、經常化🍋🟩。
對黨外人士進行安排使用🦖，是堅持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前提👸🍥，而培養、選拔一大批能夠同我們黨真誠合作的新一代各界黨外代表人士，建立一支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黨外幹部隊伍📐，是搞好黨外人士安排👨🏻🎨、使用的基礎🛬。新時期以來，鑒於愛國統一戰線不斷發展壯大🧑⚕️，老一代黨外代表人物逐步離開工作崗位，統一戰線各方面新人陸續湧現出來，黨中央強調要特別註意培養新一代黨外代表人物隊伍🧔🏿♂️。199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統一戰線工作的通知》🧑🏻🍳，專門闡述了積極培養和選拔黨外幹部的問題🍃，指出🎙：舉薦任用德才兼備的黨外人士，是我們黨的幹部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各級統戰🟦、組織和政府人事部門，都要重視這項工作，抓緊製定選拔黨外幹部的規劃。我們要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推進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宗教等各界黨外代表人士的新老交替，建立一支多方面多層次、同我們黨親密合作、有聲望的新一代黨外代表人物隊伍🐂。
對黨外人士的政治安排（主要指人大、政協的安排），要進一步總結經驗❤️🔥，繼續堅持“統籌兼顧、全面安排”的基本方針。要正確理解黨外人士的進步性和代表性的關系🈺，既要註重政治上的進步性，又要堅持廣泛的代表性，安排的面宜寬不宜窄。舉薦黨外幹部擔任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的領導職務，要堅持幹部“四化”方針和德才兼備的原則，要歷史地👩👩👧👧🧕🏽、全面地分析和評價黨外幹部。既要堅持標準，又要實事求是。
搞好黨內外人士的合作共事
實行共產黨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是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毛澤東早就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加強黨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對於推進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改進政府的工作，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鄧小平始終強調要搞好黨內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對抗日根據地的三三製民主政權給予高度評價與充分肯定🚨，指出黨的優勢並不在於黨員包辦，真正的優勢要表現在群眾擁護上🅰️。建國初期🛰，他指出，“現在各級政府正在進行人事安排💆🏼📧，今後會有許多黨外人士當部長、科長🧙🏼，如果有些黨員同誌當副職，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領導。這同黨的領導並不矛盾🦛。只要黨員正確地執行政策💪，就體現了黨的領導🏌🏻。即使黨員是正職，黨外人士是副職🥉，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黨外人士有職有權”（《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58頁）🌳🪒。1978年3月，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的講話中，鄧小平重新強調🦹🏽：“不論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專家，擔負了行政職務🧎🏻♂️，黨委就應當支持他們的工作💯，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使他們真正做到有職有權有責ℹ️。他們同樣也是黨和國家的幹部，決不應該見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98頁）。在鄧小平這一思想的指導下，1979年10月，黨中央批轉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文件《新的歷史時期統一戰線的方針任務》重申，對黨外人士一定要量才使用，合理安排，要堅決克服“清一色”的宗派思想🩸。文件還明確指出🛼，現在我們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是建立在共同建設四個現代化這一嶄新基礎之上的，是一種社會主義的同誌式的合作共事關系。
根據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成功經驗，要搞好黨內外合作共事，第一要看到黨外人士是愛國的，有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統一出力的強烈願望。第二👩🏿💼，要承認他們比較有知識🤸🏽♀️，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和影響，有比較豐富的政治閱歷。第三➖，要善於求同存異，求大同，存小異，要在求大同的基礎上🧝🏻，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共同提高👨🦯。第四，要放手使用，使黨外人士能夠知情、出力，發揮所長，有職、有權⛑、有責🗯。
